虚拟财产权司法救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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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财产权司法救济实证研究

时间:2018-01-11 21:51:27 来源:本站 作者: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目前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将网络虚拟财产理解为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具备一定现实经济价值,可以由所有人随时进行调用的具有排他性的数据资料。在此意义上,主要指各种网络账号以及虚拟物。狭义上的网络虚拟财产,主要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即以网络游戏为载体,存在于网络游戏空间内,游戏玩家所控制的可交易的游戏账号及账号中存在的虚拟货币、虚拟装备、点数、道具等。鉴于每年涉及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投诉和民事、刑事案件数不胜数,相关司法实务问题类型多样,且国内学者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实务讨论,也多基于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进行展开,故本文主要从狭义上研究探讨网络虚拟财产。

  网络虚拟财产无法律条文上的明确含义,法学界探讨的虚拟财产主要呈现出四方面特征:一是依托性,虚拟财产看得见、摸不着,网络游戏虚拟物在物理概念上是存在于网络游戏服务器上的、通过游戏编程程序呈现的电子数据;二是稀缺性,大多数游戏对于虚拟物品的设计均呈现金字塔状分布,即等级越高、属性能力越强、数量越少、越稀有的虚拟物价值越高;三是价值性,价值源于玩家的劳动,玩家智力性的劳动投入所创造出的网络虚拟物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四是可转让性,游戏玩家可以通过买卖、拍卖等形式重新分配虚拟物品,虚拟财产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当前民事法律领域对于虚拟财产的性质探讨,仍主要基于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的权利客体构建模式,即应先明确虚拟财产的权利性质,之后才能进一步探讨保护的方式、路径和责任等。尽管我国早在2003年便有网络虚拟财产判决,但网络虚拟财产的理论和立法却多年踟蹰不前,乃至于在学术界,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定位长期难以达成共识。而且随着玩家在虚拟世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久、虚拟世界的设定与细节与现实世界越来越趋同,虚拟人物的人格权、虚拟社团(如玩家工会)的成立解散和权利义务、玩家对游戏版本和游戏中地域设置的“乡土”感情等,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事实上已经逐步跳出了单纯的虚拟财产属于“财产”的讨论范畴。2017年《民法总则》第127条也仅仅是对虚拟财产属于民法保护的范畴做了最基本的倾向性规定,虚拟财产的性质问题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1、游戏玩家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网络游戏的账号、角色名称一般多为虚构,而基于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因素的考虑,事实上多数玩家在注册游戏时也提供了虚假信息。一旦发生争议涉及诉讼,游戏玩家不仅要分别主张自己的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还要证明二者的一致性或对应性,从而证明自己是适格当事人,这对于玩家提供材料和法院认证都存在障碍。当运营商以注册信息与玩家的个人真实信息不一致为由否认玩家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的一致性,进而主张玩家诉讼主体不适格时,如何认定成为问题。

  2、被告主体资格认定。网络游戏的运行,涉及制作方、出品方、代理商、运营商等各主体,当发生诉讼时,何方为责任主体,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责任分担,机构主体如何确定其具体名称、住所地等,都成为游戏玩家需要直面的问题。

  3、第三人主体资格认定。当虚拟财产被盗或被骗,受害玩家请求运营商协助提供证据以追究侵权人责任,甚至直接要求网游运营商将系争虚拟物采用数据回档的技术手段恢复到其账号中时,对于其时使用该虚拟物品的玩家,其系盗窃、欺诈还是买卖、赠与获得,网游运营商无法得知,玩家也难以证明,如若直接回档、封号,相关玩家的权益难免受到影响。如何保护其他玩家权利,如何确定相关人员身份,是否需要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都需进一步研究。

  1、以侵权行为地还是合同履行地作为管辖法院。由于虚拟财产法律性质不明,法律依据模糊,当前司法实务中,发生虚拟财产纠纷时,玩家起诉大多是侵权案由和违约案由一并提起,具体如何定性往往需立案释明或者实体审理之后认定。而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还是违约,其管辖法院的规定不同,侵权纠纷可以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违约纠纷可以约定管辖,也可以与合同履行有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院管辖,案由的确定往往影响到收到起诉状的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否需要移送案件。

  2、对约定管辖条款的效力认定。几乎所有网络游戏在游戏初次注册登录时都会以告知、使用协议等字样跳出勾选界面,用户想要进入游戏,无论细看与否、同意与否都必须勾选,否则无法进入游戏。而该类网络游戏服务合同中,大多有关于发生纠纷时提交仲裁或是诉讼、以及管辖法院的约定,对于此类网络服务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构成运营商利用优势地位达成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情形,都直接关系到游戏玩家维权的时间、金钱、精力等诉讼成本。而当前的司法实务裁判结果不一、理由多样,对游戏玩家维权造成视线混乱。

  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化,网络虚拟财产的载体是电子数据,玩家之间相处都是虚构的姓名,因此给相关证据的获取和认定造成困难。同时,游戏玩家在维权诉讼中对抗的主要是游戏运营商,在很大程度上游戏玩家处于弱势地位,加之网络技术的便捷性和数据变更的边际成本低廉,使得游戏玩家取证、固定证据、认证、法庭质证都存在困难,诉讼中如何分配和认定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否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倾向而向游戏运营商课以更多的举证义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当前明确规定了虚拟财产的《民法总则》,对于司法实务的具体指引意义仍然不大,网络虚拟财产尚不能径行认定为物权、债权或知识产权等的保护客体,《侵权责任法》能否适用也值得商榷。现有涉及游戏玩家维权的实体法主要有《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部门规章有《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等,但具体、直接规定虚拟财产性质、网络游戏玩家维权的法律规范仍然缺位,法律适用存在难题,而且司法实务中,民法范畴的《合同法》和经济法范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否同时适用、如何适用,也存在争议。

  1、制定专门的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法规。《民法总则》第127条规定了虚拟财产,尽管其所处位置比较微妙,但仍有确认网络虚拟财产是民事权利之一种的效用。关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当前比较有影响的学说包括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新型财产权说。

  综合而言,将网络虚拟财产界定为新型权利,即正视虚拟财产的特殊性,结合虚拟财产具有知识产权客体在“无形性”上的相似性和传统的物在保护方式上的趋同性的特点,将虚拟财产界定为新型权利,并通过单行法的方式进行规范和保护,较为符合虚拟财产虚拟性质及其权利内容不断扩充的特质。参考民法与知识产权法关系的构造,可以探索在民法框架内,为虚拟财产权单独立法,阐明虚拟财产的内涵和外延,就其虚拟性、价值性等特征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则,明确侵犯虚拟财产权的责任方式。

  2、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国家司法机关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无论是为适用《民法总则》,还是将已有判例的裁判要旨中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规则上升为“准立法”,都将在实践操作层面提供巨大的助益。

  3、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颁布以来,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裁判的制度开始建立,至今最高院已经发布16批指导性案例,其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的作用显而易见。在相关立法短时期内难以“变现”的情况下,最高院有必要加快发布虚拟财产保护方面的指导性案例,确立通行于全国的审判规则,减少当事人诉累和同案异判对司法权威造成的损害。

  1、推定认可玩家主体资格。在发生诉讼时,关于玩家的原告主体资格,只要玩家能通过其持有的账号和密码登录游戏,即应推定该玩家系适格诉讼主体,除非游戏运营商有足够之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而在当前逐步推开网络游戏实名认证之后,账号信息实名认证的玩家应当确认为具有诉权的主体。

  2、以游戏运营商为当事人。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直接接触和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是游戏运营商,游戏开发方、发行方、游戏软硬件出售方等,对于玩家虚拟财产的影响一般较小,因此,应当明确游戏运营商为相关诉讼的主体,且应承担保障玩家正常游戏的职责和义务。立案时,在玩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查知被告信息时,应当向当事人提供一定的查询网络游戏运营商信息的便利。

  3、及时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明确在盗号恢复、虚拟财产交易等纠纷涉及其他玩家或机构利益时,应当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此时游戏运营商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协助查明玩家信息的责任,特别是在发生盗窃、诈骗情形时,运营商应向游戏玩家提供相关数据信息用以查证侵权者信息,以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裁判结果的执行。

  1、关于侵权和违约案由的选择。对于游戏玩家起诉时侵权和违约竞合的诉讼请求,首先应当明确,侵权、违约或者其他类型诉讼,只能择一进行诉讼,而不能杂糅混同立案,以免给案件管辖、实体审理造成障碍。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和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在充分释明后,由玩家自行选择以侵犯虚拟财产权还是违反网络服务合同进行诉讼,进而按照各类型案件不同的管辖规则确定有管辖权的法院。

  2、关于网络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的效力认定。首先,此类网络服务合同均为游戏运营商提供,玩家除了同意或不同意的选择外,没有修改或部分修改的权利,明显属于格式条款。其次,玩家若要顺利进入游戏、体验游戏进程等都必须勾选跳出来的网络服务合同,玩家的自主意思无法体现。基于此,网络游戏中勾选的网络服务合同中的管辖条款,应属于强迫玩家签订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条规定,除非游戏运营商能够证明并非利用优势地位强迫玩家勾选网络服务合同,否则,玩家主张合同中的管辖条款无效的,应予支持。

  1、明确游戏运营商的安全保障责任。游戏数据因其虚拟性、可变性,其生成、变更和转让都有赖于游戏运营商提供的硬件与软件,因此运营商理当负有安全保障责任,当发生虚拟空间不法行为时,相对于信息和技术上均处于劣势的玩家,游戏运营商占据着阻止侵权行为的优先位置。据此,作为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调整的重叠领域,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安全保障责任并行不悖,玩家可自由择一而诉。同时,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确立有利于保护游戏玩家利益的举证原则。

  2、引入虚拟第三方解决取证难题。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电子数据,具有易被复制、修改、删除等特性,不具有作为证据所需的唯一性、客观性,因而在作为证据采信方面存在困难。对此,可以在网上设立一个虚拟第三方,专门用来保存商家或其他网络用户自愿发送来请求保存的信息。只要能够证明网络保存的数据是未经任何删改的原始状态,这种电子证据就可以成为法律所认可的证据。可以借鉴现实司法制度中无利害关系第三人的模式,在网上设立一个虚拟第三方,专门用来保存商家或其他网络用户自愿发送来请求保存的信息(可简化到类似现在游戏中的存档模式),在需要时提交给司法机关作为原始证据使用。

  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涉及虚拟财产的案件可采取多种案由的诉讼予以救济。在法无明文规定禁止的情况下,《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可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适用。而关于网络虚拟角色的人格权,可以探索确立虚拟人格权,基于虚拟角色人格的易变性、有限性,探索在新媒体环境下,保护虚拟人格权中的稳定部分,与之相对应,虚拟人格利益受到的侵害,侧重于防御性救济保护,例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保持权利圆满性的责任承担方式。(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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